歷史與文學形成了情感結構，黃碧雲要告訴大家，盧麒以至梁天琦案件中的年青人面對社會不公義，往往存在著憤怒，《盧麒之死》所做的不是報章或檔案般紀錄香港的人和事而已，它承載了六十年代至現代香港人在情感上的繼承與變化。
黃碧雲《盧麒之死》書影
從歷史檔案和語境解讀六十年代的暴動青年
──解讀黃碧雲《盧麒之死》的多種方法(上)
文：吳芷寧
當大家拿起黃碧雲新作《盧麒之死》時，都可能有一瞬疑惑，這到底是文學抑或歷史書寫。作者以「我的非虛構小說：字義衝突，互相出賣：只能如此。」[1]形容它，暗示文學與歷史書寫兩者都以文字呈現時所存在的複雜性。然而，「盧麒之死」結合了這兩種不同的真實後，讀者又可以了解到怎樣的真相呢？於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即以「讀《盧麒之死》到底有多少種方法？」為主題，在灣仔天地圖書舉行了一次「四圍讀書會」。在場的評論人有文學創作及研究者吳美筠博士、歷史節目主持兼文學人曾卓然博士、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教育總監、歷史學者李家豪先生、評論人張承禧先生、評論人及大專講師馬世豪博士及一眾參加者，主持的是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理事吳廣泰先生。他們所專注的學術範疇及成長世代都各有不同，集文學、歷史、社會等以至年青人的角度於一身，彼此磨合後或可為文本提供更多解讀的可能。
從人文關懷開始的寫作
讀書會開始時，主持吳廣泰首先提問在座讀者：「大家有沒有閱讀過《盧麒之死》呢？對於這本書或當中提及的議題有甚麼意見嗎？」馬世豪認為「閱讀過」的問題看似簡單，但這卻令他回想起黃碧雲過去只要有新書推出，不同平台都會湧現相關評論，讀者總是無可避免地接觸到這些前置閱讀。他並不希望自己因這些「有色眼鏡」限制了個人詮釋的可能。當細心觀察時，大家都會發現到《盧麒之死》最大的特色是穿插了大量的新聞報導，有別於之前閱讀香港文學時的經驗。回顧過去的香港小說，作品大多是現代主義或意識流書寫，著重探求內心世界的真實。然而，近年的作品明顯有更多對現實的討論，這種情況好像回應著社會各方面的訴求，作家們需要關懷的已經不再只有人的內心，更加需要進入現實生活。馬世豪更指出這種現實材料的加插令他閱讀該書時總會聯想到近年社會所發生的事情；然而這卻有別於前置閱讀，因為生活經驗令他在閱讀時有更多的反思，例如坊間普遍都認為盧麒及其面對的環境都是影射現今年青人，但從近日梁天琦案件判決等事件，他更覺得黃碧雲對「盧麒之死」並不是要下判斷，讀者也不宜片面地評論孰是孰非。對於近年黃碧雲的視野由內心探求轉變為現實探討的評論，馬世豪反而覺得黃碧雲的作品一直都存在著人文關懷，而今次的作品只是改用了有別於過去的包裝。例如她早在散文集中就有文章寫在巴爾幹的旅行，內容展現出她如何看待戰爭所帶來的問題，感受到其人文關懷精神。黃碧雲即使以不同的主題包裝作品，不論選取香港或外國議題，還是別的事物，其對人文的關懷都從不偏離。《盧麒之死》中有大量所謂「現實」的新聞材料，但作者之目的並不是純粹鋪陳不同的歷史片段，對盧麒作片面的評價而已，她其實是通過不同包裝（「我的非虛構小說」[2]）喚起人們心靈，挑戰「現實」，反思如何理解經常接觸到的「真實」。
對於人文關懷的觀點，吳廣泰補充近年黃碧雲作品裡所寫的都是社會上地位卑微、而形象真實的人物，例如《烈佬傳》中的古惑仔自述及那些「黑暗的孩子」的經歷，也是黃碧雲跟著有關人物的生活和行蹤時取材所得，後以小說形式呈現。記得近年黃碧雲更與《香港01》合作，製作了一個有關小數族裔的劇場《那陣塵灰揚起（你怎行到了去巴基斯坦？）》[3]，她除了負責撰寫文本，更跟著那些巴勒斯坦人一同回到故鄉，體驗及記述他們由香港以至回鄉時的遭遇。可見，黃碧雲近年筆下的人物大多是那些同樣在香港裡生活，但地位低下，容易被遺忘的人，感受到她相比起過去更關心香港各種議題；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把自己了解到的真實，再以小說這種文學方式，呈現出香港這個地方各種值得令人關心的片段[4]。
四圍讀書會：讀《盧麒之死》到底有多少種方法？海報
如何讓歷史檔案說話
李家豪說他閱讀《盧麒之死》之前，已聽聞過盧麒這個人物。他平常甚少閱讀小說，這次因為讀到不同平台的書評，因而對此書產生興趣。當中有一條評論他印象特別深刻：有論者認為黃碧雲《盧麒之死》的處理手法是「讓檔案說話；讓歷史檔案呈現」。他過去的學術訓練都是專注於歷史研究，所以他時常警惕，不論文字報告（record）或日記（diary）這類看似如實記載的文體，作者篩選要刊載甚麼材料，不刊載甚麼材料，這已經是作者的一種取態，反映作者對所謂「真實」的理解。正如記者或編輯對於新聞報導，也會有個人對事件的剪裁一樣；從這個角度看，讀者更容易體會到黃碧雲在書寫時的用心。黃碧雲在大量的新聞報導之中，添加了很多引號和括號的文字作引述或補述之用。黃碧雲明顯要借這種手法，呈現她想讀者看到的「真實」。她借這些補充遺漏的文字，影響讀者的觀感。
除了這種對敍述手法的評論，李家豪也留意到這本書或多或少與梁天琦案件有關。他記得社會上有一些討論，認為香港對上一次出現梁天琦這種情況已是六十年代的盧麒事件。但細閱書中六十年代年青人的遭遇，卻會發現他們與現今年青人的遭際略有不同。盧景石在「九龍騷亂案件」之前早已宣判有罪。於是他開始找更多有關盧麒的紀錄了解過去。李家豪閱讀《盧麒之死》，是以一種翻查歷史檔案的方式處理。他先速讀一次內容，再進而仔細閱讀感興趣的部分。在這種讀「史書」的方法下，他覺得黃碧雲的敘事手法（narrative）相當出色，在枯燥的新聞報導和歷史資料中，作者補充了情感的表達。例如：書中提及呂鳳愛不願與盧麒的喪事扯上任何關係，這究竟是種怎樣的心態呢？答案留給讀者在書裡找。
曾卓然抓緊李家豪提及早已聽聞過盧麒這一點，繼續從歷史的角度追問他在閱讀《盧麒之死》前如何接觸到盧麒，當中又有何感覺。李家豪回想起當初接觸到盧麒這個人物，是在翻閱五、六十年代的暴動事件時偶然發現。李家豪喜歡研究「被遺忘的人物」（forgotten men/women），希望從小人物看到大故事；香港近年也有類似的作品出現，例如有關六七暴動的《消失的檔案》紀錄片。他平常翻閱維基百科時，總會點擊相關的超連結，了解不同的小人物，而盧麒也是其中的發現。
閱讀檔案時不免有一個目標，然後從字裡行間找出相關點。曾卓然身兼文學、歷史評論人兩種身份，他回應自己閱讀時也免不了那種讀檔案的習慣，但這種閱讀狀態總令讀者抱著一種「漁翁撒網」的心理，可能只有九分一機會找到與目標相關的條目。例如閱讀犯罪報告時，可能當中有不少與人物無關的枝節。不過，歷史檔案的角度仍然是相當寶貴，曾卓然進而指出如果無法釐清當時的歷史氛圍便難以了解《盧麒之死》中引用的報導之背後意義，因為當中涉及到主體視角的問題。
讀書會現場情況
火紅的六十年代下之香港
針對歷史氛圍的探討，曾卓然以六十年代全球歷史角度切入，認為1966、1967、1968這三年是全球發展的關鍵時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地都有大量嬰兒出生，香港都不例外，也有戰後嬰兒潮的出現；這些嬰兒的數量並非數萬人而已，他們佔據了香港當時約六成的人口，故曾一度出現滿街都是兒童（約6以上，11歲以下）的情況。而四十年代末出生的孩子，他們在六十年代已長大成人，但他們面對的生活、教育程度等問題顯然與戰前出生的人完全不同，而且在這種氛圍成長的嬰兒至七十年代仍毫不間斷地出生。嬰兒潮的出現並非是香港、中國獨自面對的問題，更是全球共同的挑戰。同時，1966至1968年間世界各地都接連發生大規模的暴動或左傾運動，例如法國的「五月風暴」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全球體制走向嚴重崩也衍生了兩個問題：一是對現有的不滿如英殖民地統治；二是整體性的不滿如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年青人到底如何抉擇自己所走的道路呢？回想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毛澤東的領導對推進事件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當時有大量中國年青人加入批鬥行列，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量，意味著一大群年青人的存在及他們的取態有機會成為社會的隱憂；然而中國內地政府最後只能以「上山下鄉」這種激烈手法收拾局面。不過，當大家參照內地的情況後再審視盧麒事件，便會發現他們這一輩年青人所經歷的是一個重要歷史轉折，他們在上述的氛圍下到底是如何渲泄對現有狀況的不滿呢？曾卓然相信這個問題是《盧麒之死》的核心課題，認為歷史經驗有一定價值，應該被思考。
曾卓然指出盧麒事件雖然於60年代發生，但它卻影響了香港將來的局面，因為這些年青人所做之事都反映了不能避免的問題：香港人對體制的崩壞應該對抗，還是融入呢？抑或置身事外就好了？這股從60年代開始出現的躁動與近年社會面對的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對商場千篇一律的規劃的強烈不滿。年青人一直都是憤怒，不論對社會還是自己，「憤怒」作為一個人類共同的問題，不應只有指責，更重的是尋求解決的方法。而且他們那些憤怒未必與任何政治因素或殖民統治有關，可能純粹不滿六十年代政府高官貪污，市民卻兩餐不得溫飽，同時又要面對加價浪潮。由這種歷史下感受到的憤怒，曾卓然以書中一句話解釋「我們沒有從歷史明白甚麼，除了情感。」[5]，並指出黃碧雲寫《盧麒之死》不是如坊間所說要超越歷史，而是希望告訴大家，人永遠不會完全明白歷史的經驗。她在書中加插大量新聞報導、檔案，又有自己的補述是一種複調的寫法。這種手法一方面指出了真相難以呈現，而且這些無法呈現的地方也是人類必須解開的結，不能往往把「憤怒」歸咎於「天生」或「人種」等的因素。
借盧麒和梁天琦對照影射香港人的百年孤寂
──解讀黃碧雲《盧麒之死》的多種方法(下)
新聞、歷史檔案的語體喪失
回應歷史及檔案的角度，吳美筠提出如果把《盧麒之死》視為史書閱讀，以為閱畢後可以整理出歷史研究常見的因果關係，即盧麒之死的遠因及近因，甚至用偵探目光，歸納出黃碧雲眼中盧麒的死法，就像東野圭吾式的寫作套路；最終會發現這些方法都是不可行的。因為黃碧雲要證明歷史檔案不能重現真相，所以只能以文學的方式記下有關盧麒這段不能被遺忘的事實。不過當進入文學閱讀時，又會思考如果這是小說，便應該有常見的起、承、轉、合的結構和情節上的各種衝突；然而她卻發現書中所鋪排的新聞報導根本說不上是情節，而且最後一章更以距離盧麒事件接近50年、表面看似不關連的梁天琦案作結。至於從文學的閱讀經驗，大家便會轉移從報告文學的角度出發。所謂報告文學就是把真實的歷史事件以文學方式再現眼前，例如《唐山大地震》；但《盧麒之死》再現的不是完整的歷史事件，只是一些無法梳理的新聞報導及法庭檔案。不過，吳美筠認為既然以文學方式閱讀，除了文字表面上呈現的結構，何不嘗試從文學的初衷入手呢？她指出不必追問《盧麒之死》是否文學作品，更值得關心是讀者為何需要以文學的方法閱讀。文學書寫往往帶來一種震撼，有別於一般的閱讀經驗；而大家閱讀《盧麒之死》的過程中會發現黃碧雲不得不以這種方法書寫，因為大家都無法從任何文件、可見的檔案中知道盧麒事件的真相，但這「真相」又往往被歷史遺忘，所以必須以文學震撼的方法記著這事件的重要，通過情感和想像重現眼前。
讀書會現場情況
想穿西裝的「廢青」
吳美筠更強調，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顛覆讀者過去的閱讀經驗。如果期望讀一篇作品時感到猶如讀自己的日記般熟識，相信該作品的文學性十分有限。大家覺得《盧麒之死》「難讀」正正與文學陌生化有關。書中所穿插的新聞報導和歷史檔案沒有逐條標明出處，令歷史檔案語體喪失。語體改變令檔案的內容出現雙關，文字產生「延異」。例如：
「鄧寧士說：『他們像話要襲擊巴士和毀壞附近建築物的窗門。』［快樂革命；他們在打麻雀和燒嘢食。］」[6]
雖然是一些檔案的紀錄，但整句書面語的句子中卻有「話要」這個粵方言，而且這個用法結合語境後比書面語「說」更為傳神。而括號一般用作補述，例如「律師問他［盧麒］」[7]，但以上引文括號裡的補述卻因檔案語體喪失的關係，令解讀時可以有多重意義，發現這個補述並達成文義通順的作用。讀到此處，括號乃提醒大家留意當中的內容，「快樂革命」這個描述既指1966年的九龍騷動，但也可以指向雨傘運動，因為「燒嘢食」不約而同地與雨傘運動期間出現的畫面極為相似，所以括號既是補述，但語體變異後，它也連接了盧麒與近年香港年青人的關係。
語體喪失令檔案中產生文學的象徵，例如衣飾描寫。書中提及盧麒想擁有一套西裝，後來他穿了西裝有細緻的描寫：
「曾向記者表示要馬上找工作，以『搵翻一筆錢做翻套西裝』。」[8]
「盧麒出席一個政治籌款記者會，穿了一套深色西裝，結斜紋領帶，戴領帶夾，黑框眼鏡。」[9]
盧麒穿西裝表面上只是檔案裡其中一條資料，但語體喪失後，「西裝」便有了深層的象徵意義。當時「西裝」是身份的象徵，也意味著一個人有正職，生活得有尊嚴。
粵語書寫除了配合語境份外傳神外，文學閱讀語境不同也令這呈現手法出現多樣性。近日的閱讀不免從盧麒聯想到梁天琦的案件，兩人都有著互相映襯的關係。例如「［如果盧麒沒有被「線」或「跣」］」[10]，一句的雙關手法足見作者用心，「線」或「跣」可以解作「線人」或「跣人」，有出賣別人之意。作者對於盧麒被出賣表示同情，結合當下可能表達對梁天琦被「跣」抱有同情。可見，盧、梁二人雖然身處於不同的時代，但他們的遭遇都引起人們相似的關懷，文學不是要呈現真實，而是呈現生活在同一空間中大家共同擁有的情感。
吳美筠認為《盧麒之死》的寫法繼承了縣志的傳統，因為縣志都是列出沒有標明出處的資料後再標示作者的意見。值得讀者注意的不僅是縣志所保留的歷史資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為何要在眾多的史料中篩選記下的內容，因為這反映出他看待事件的態度，而且結合個人意見後更加完整地呈現出對事件的詮釋。
盧麒與港大黃宏發和梁天琦所走的路
吳廣泰發現書中提及當時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宏發與盧麒有襯托關係，而且這種關係更提供了理解社會變化與梁天琦等青年人行為的端倪。在六十年代大學生是社會中的精英，香港大學學生黃宏發可說是天之驕子。吳廣泰認為盧麒與黃宏發都是同一年代成長的年青人，但他們代表的路向是不同：盧麒是面對現狀的不滿會選擇抗爭的人；黃宏發則是選擇融入體制的一群。當大家回想起盧麒的理想，便會發現書中第一章已經提及：「記者問及他（盧麒）將來的志願時，他強調將來要做一名政治家或企業家。」[11]而黃宏發雖然不認同參與騷亂的年青人，但他面對加價浪潮只是接受，後來更成了政治人物，完全融入體制。正如小說中曾經引述的內容：
「其實我［黃宏發］做不到想做的事情。人始終是跟著權力走，這是現實。但我不跟他們走也堅持了很久。」[12]
黃宏發在社會上的成功一方面與家庭，尤其學歷有關，當被視為社會上的天之驕子自然會有各種的機會，例如成為赴美考察的候補等。至於盧麒則是家境清貧，中四已經輟學，他選擇的出路是有限，面對現狀的不滿又不甘接受，也無法進入政府，融入體制，他只可以用抗爭渲泄憤怒。作者也曾經在描寫黃宏發一段做了很多其與盧麒的對照，其中一個補述更是「［「未來的政治家」如果沒有未來］」[13]。當對再照最後一章的所寫的梁天琦，大家也會發現作者刻意強調他香港大學學生、副修政治的身分，不禁讓人聯繫到五十年前的盧、黃二人。昔日選擇抗爭的都是盧麒這類教育程度較低的年青人，但與黃宏發同是香港大學學生的梁天琦卻參與抗爭，吳廣泰覺得這個課題值得思考，五十年來社會只有發展，究竟有沒有成長呢？還是由六十年代起社會那種憤怒從未得到正視，即使現在成長環境不同，但年青人仍然無法平息那種面對不滿時與生俱來的躁動。
年青人在香港歷史輪迴下的孤寂
張承禧回憶起學生時期的歷史課，香港歷史總是從無名小漁村談起，到英國殖民、轉口港、工商業、國際金融中心，以至「回歸」大團圓。然而他質疑，教科書上這種線性進步史觀敘述，能否喚召我們對這個城市的記憶？進步史觀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真實」？還是只是當下大都會式的自我陶醉？這樣的直線敘述是否已道盡香港歷史的「全部」？他提到六七暴動研究者張家偉感慨，不少香港人對清朝和民國歷史耳熟能詳，但對作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六七暴動卻所知甚少，相對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高度關注，兩地可謂不可同日而語。[14] 在這樣的背景下，《盧麒之死》便嘗試透過追溯那些總被教科書輕輕帶過、年輕人不知曉、被大都會遺忘的歷史，喚召記憶、指涉當下，重塑香港抗爭的歷史碎片。
張承禧再引張家偉的說法：「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往往成為現實的註腳，現實往往是歷史的折射。」[15] 並認為這是對《盧麒之死》的極佳解讀。《盧麒之死》就是將「新聞」直接放在小說內文，表面上沒有邏輯，其實經過刻意編排加工補述，這些「編輯」手段使小說成為了「現實的註腳」（如梁天琦及近年抗爭運動），而事實上，這些近年的抗爭（現實）又往往是「歷史」的折射（早已在過去發生過，當下只是折射，或曰輪迴），當中的「本質」及「真實」不曾改變，並構成社會的內在欲力，定期透過折射而震盪日常社會，有所不同的只是經折射後的表象。故此歷史遠不止於教科書說的線性進步那麼簡單，而有錯踪複雜的迴路。《盧麒之死》遊走於新聞、歷史與當下之間，穿插交錯，看似複雜混亂，在於「真實」必然是盤根錯節、難以梳理，更重要是，不像教科書和人們所期待般的有標準答案，而當下亦不必然比過去有所「進步」。
要進入香港的內在脈絡，就如《盧麒之死》詢問：「為何此一相對微小事情，可以燃點如此嚴重及突然的烈焰。」[16] 接著小說便提到當時上一輩與青年的身份認同。「我」的年長姊姊在中國出生，「我們甚至不知道她出生的地方」[17]，她只有國家，沒有地方，她出生的「那裏」是空白、失去話語權，「可以埋沒」[18]。上一輩認為地方香港「欠缺永久性和無所適從」[19]；及至下一代青年認識到父母想像的「中國」已不復存在，也無法在港重建。[20] 換言之，這一代青年沒有國家包袱，展示了「香港出生」的「不一樣」[21]。段落結尾再提及「我」作為「香港出生」：「而我從來沒有。談不上失去。所以離。」[22] 張承禧認為，小說固然表達了當時青年遠離國家的包袱，卻沒有寫到他們轉而對地方香港產生認同，在於當時青年處於國家與地方共同缺席的真空期，使青年從「微小事情」引爆他們的巨大能量。就此來看，「我」的「從來沒有」也可指本土的缺席；就如「再一次」的失去「家園」，也是「失城」的命運。段落中的「我們」、「他們」等各種人稱，既指在中國出生的父母輩，也可指像盧麒般的青年、近年的抗爭青年，甚或包含廣泛的人，以至指涉華人族裔、國家、出生地認同、殖民政府等多重斷裂。相比起本土意識興起的線性論述，小說以引述新聞的方式，即是說新聞本身就呈現了含混而當時人自知或不自知，讓小說得以複雜、混合、人稱的多重指涉，呈現不論何時港人仍是無法掌控、穩定自我身份的狀態。這種狀態與「我」互為因果，提出「離」的斷裂，其實也是寫作人與國族、本土等現實進行觀照的必要之距離。
從上一輩的國家夢碎，接著小說便提到香港出生的何允華。值得注意的是還特地寫到他父親是一名看更人，並加以解釋：「因為打更：渺遠的，咚，咚，咚，撐……如同所有消失事物。更：時間記認。」[23] 看似是多餘的敘述，張承禧卻認為這透露了小說對歷史的思考。「更」的消失在於現代精準時間的出現，小說透過擬聲打破了我們對標準秒數的日常理解，而營造了一種渺遠的魔幻感，正如打更本身除了實用意義外，還起源於巫術、驅鬼。打更聲雖然渺遠，但必定聽到，就如上一輩幽靈似的打更聲，喚醒香港出生青年的自我「狂歡」[24]，也如小說執拾的歷史碎片不在他處，卻在己身。「更」指涉所有消失事物的時間記認，當盧麒甚或香港也是消失事物，小說便像時間記認之書，迂迴卻更有力道地激活我們的記憶，彌補歷史的斷裂。
幾位講者都談到，閱讀《盧麒之死》時，會不期然想到近年的抗爭運動。張承禧則注意到書中有一句馬奎斯《百年孤寂》式的句子，[25] 作為補述：〔那一夜，人們奔跑逃命；許多年後，街上的恐懼與熱烈一樣〕[26]，將盧麒的「那一夜」與「許多年後」折疊起來，構成幻象似的重影——相信也是不少讀者閱讀本書時不自覺的經驗。其他小說可能要透過故事敘述來經營幻象，但《盧麒之死》告訴我們，幻象就是檔案本身，當下只是歷史的折射。這不禁使張承禧反問，從盧麒到梁天琦五十年間，香港的物質經濟有極大發展，但香港又有多少成長？透過年輕抗爭者盧麒及梁天琦的重影，小說道出香港歷史的輪迴，以及自開埠以來主體性的百年孤寂。
馬奎斯《百年孤寂》書影
盧麒的各種「如果」
讀書尾聲時討論到反天星小輪加價發起人蘇守忠在小說裡那「燒肉和尚」的形象。蘇守忠在六十年代末明明是抗爭領袖，但後來他不僅出家，更有「燒肉和尚」這種滑稽的形象，並與鄰居經常發生糾紛。把這個形象與書中引文作對照：
「至於蘇守忠之將來，蘇父表示『卻唔知點云』。」
［我們從歷史學會甚麼］
「『我的思想很單純，認為一切都沒有。』」[27]
這段話令人想到盧麒如果沒有死去，難道將來也會成為「燒肉和尚」，只求活著也不太著緊別的價值了。雖然歷史是沒有「如果」，但以文學的方式理解盧麒這個人，讀者又會如何想像盧麒的出路呢？如果他一直健在，既經歷過抗爭，又見證了香港近五十年的發展，他也會像蘇守忠一樣嗎？他會選擇繼續抗爭、融入、置身事外還是有更多出路？他又會怎樣看待梁天琦等年青人的選擇呢？
結語
從讀書會討論的內容可見，《盧麒之死》呈現了文學、歷史語言的複雜性，「字義衝突，互相出賣」[28]，以語言的張力把事件「真相」呈現。因此，最後各評論人也沒有指出一個絕對的讀法。不過，人從歷史氛圍可以掌握了解過去與現在的主體視野；人從文學陌生化知道「真相」除了是事件的真實，更可以是情感的真實。歷史與文學形成了情感結構，黃碧雲要告訴大家，盧麒以至梁天琦案件中的年青人面對社會不公義，往往存在著憤怒，《盧麒之死》所做的不是報章或檔案般紀錄香港的人和事而已，它承載了六十年代至現代香港人在情感上的繼承與變化。
作者簡介：吳芷寧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學生。喜歡中國文學批評及繪畫，偶爾創作漫畫。
參考書目
馬奎斯：《百年孤寂》，楊耐冬譯，台北：志文出版社，2004。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黃碧雲：《盧麒之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
李銘傑：【香港01X黃碧雲】那陣塵灰揚起（你怎行到了去巴基斯坦？）劇場（2017.03.03）：《香港01》，檢自https://www.hk01.com/01活動/73399/香港01x黃碧雲-那陣塵灰揚起-你怎行到了去巴基斯坦-劇場瀏覽日期：20180609
[1] 黃碧雲：《盧麒之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8年），書背。
[2] 同上註。
[3] 李銘傑：【香港01X黃碧雲】那陣塵灰揚起（你怎行到了去巴基斯坦？）劇場（2017.03.03）：《香港01》，檢自https://www.hk01.com/01活動/73399/香港01x黃碧雲-那陣塵灰揚起-你怎行到了去巴基斯坦-劇場瀏覽日期：20180609
[4] 黃碧雲曾說：「我們為何，如何，能否，接近我們不理解的事？理智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嗎？」（同前註。）
[5] 黃碧雲：《盧麒之死》，書背。
[6] 同前註，頁140。
[7] 黃碧雲：《盧麒之死》，頁141。
[8] 同前註，頁34。
[9] 同前註。
[10] 同前註，頁156。
[11] 黃碧雲：《盧麒之死》，頁31。
[12] 同前註，頁131。
[13] 同前註，頁129。
[14]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vii。
[15] 同前註，頁13。
[16] 黃碧雲：《盧麒之死》，頁167。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
[21] 同前註。
[22] 同前註，頁168。
[23] 同前註，頁169。
[24] 同前註，頁170。
[25] 馬奎斯：「許多年後，當邦迪亞上校面對行刑槍隊時，他便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馬奎斯：《百年孤寂》（楊耐冬譯，台北：志文出版社，2004），頁27。
[26] 黃碧雲：《盧麒之死》，頁85。
[27] 同前註，頁216。（粗體與字體放大也按原文格式）
[28] 同前註，書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