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香港專輯]五四百年:論民族、法律、青年

高一涵的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就提問一些問題,國家和正義能否一致?對於反正義的國家裁判,有沒有服從的義務?法律的功用是除暴去惡,或是單在維持秩序?死板的法律條文,到底能不能合乎情理?

「五四運動」歷史圖片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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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絡

文/鄭政恆

 

民族自決

五四百年,再回頭已百年身,雖未至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民主的理想還是遙不可及。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除了有文化上的意義,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意義。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的佳作《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以廣闊視野呈現出1919年的國際局勢,尤其是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及民族自決主張,觸發四個國家出現政治運動或革命,印度有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韓國有三一運動,中國有五四運動,埃及有一九一九年革命。

《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可是,威爾遜的主張承諾,逐步失落,共產主義勢力又日漸抬頭,放之於中國,正是《新青年》編輯仝人分道揚鑣,胡適主張英美自由主義、民主與科學,而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日漸傾向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更在1921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

    輸入學理、外國思想和經驗(包括民族自決思潮),確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心,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獨立運動,向日本殖民政府示威,可是獨立運動遭到日本的軍隊鎮壓,對於朝鮮的三一運動,陳獨秀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和傅斯年的〈朝鮮獨立運動中之新敎訓〉都提出了自己的觀察和看法,而朝鮮的三一運動,大大影響了中國的五四運動。

當時稱為朝鮮獨立運動的三一運動,是反日的獨立運動。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同日,韓國群眾在漢城塔城公園示威。

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 圖片來源:網絡

1919年3月1日,以孫秉熙為代表的朝鮮獨立國民團,在明月館頒佈《獨立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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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發表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中指出:「這回朝鮮參加獨立運動的人,以學生和基督教徒最多。因此我們更感覺教育普及的必要,我們從此不敢輕視基督教。但是中國現在的學生和基督教徒,何以都是死氣沉沉?」[1]

出其不意的是,中國的學生並不完全死氣沉沉,他們本乎犧牲和民族自決的精神,發起五四運動。(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以筆名「毅」,在《每週評論》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羅家倫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就是學生犧牲、社會裁制和民族自決的精神。[2])從民族自決精神和學生運動兩點來看,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實在十分密切。

1919年的《每週評論》 圖片來源:網絡

1919年的《每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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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自首問題

 

    5月4日,北京學生三千多人齊集天安門前示威,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他們先去東交民巷使館區,再轉趙家樓曹宅,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5月,北京學生罷課,全國多個地方都有學生遊行、集會、罷課。

    然而,五四運動也帶來法律上的刑責問題。

梁漱溟的〈論學生事件〉、知非(藍公武)的〈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和涵廬(高一涵)的〈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同見於《每週評論》二十二期特別附錄之「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

自1917至1924年,梁漱溟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他在北京《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梁漱溟希望學生自首和服刑,接受法律制裁。

藍公武的〈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也是原刊《國民公報》。藍公武不同意梁漱溟的道德法律論,他從群眾意志感情、國民應有之權利、群眾的行動、道德美德、學生要公正扶持指導而不是拿服從的思想責難五點反駁。

梁漱溟

梁漱溟

簡單而言,由於群情共同,不能全體學生領罪,也不能由幾個人頂罪,而實際上,群眾的示威運動本是國民法律上應有的權利,又由於示威運動,總發動感情行動,難免有衝突傷人,「講到法律道德,就不能拿擾亂治安目無法紀這些罪名加到國民示威運動的頭上來了。」顯而易見,藍公武不贊成學生不問情由就服從和服刑。

高一涵的文章〈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就提問一些問題,國家和正義能否一致?對於反正義的國家裁判,有沒有服從的義務?法律的功用是除暴去惡,或是單在維持秩序?死板的法律條文,到底能不能合乎情理?

高一涵相信國家和法律是為人而設,既然學生運動本身合乎正義,國家和法律也應順著人道正義走,而不是只重維持秩序一方面。

    如今再看五四運動帶來的法律刑責與自首問題,以及梁漱溟、藍公武和高一涵的觀點,對於百年後的香港,還有思考空間,尤其是自首能否帶來道德榮譽,示威運動的界限,以及法律、秩序與正義諸問題。

 

青年的醒覺、苦悶與矛盾

 

從陳獨秀的〈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可以看到他到學生的期許,事實上,1919年前後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不少文章的目標讀者都是青年,作者是為青年而寫。

1915年,從日本歸來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他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3]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

又例如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就在1918於《新青年》發表〈新的!舊的!〉。李大釗面對社會現實,由關於中國人新舊不調和的矛盾生活開始,帶出對新青年的盼望,李大釗熱情洋溢地向青年喊話:「因此我很盼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於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徑路,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全是我們新青年的責任,看我們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如何?進!進!進!新青年!」[4]

更不消說陳獨秀,抱著反傳統的啟蒙精神和民主思想,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到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5]

百年之後再看,破舊之功,或勝於立新。1942年,評論人李長之在〈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中就說,五四運動是一個移植的文化運動,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個未得自然發育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學,可看作西洋思想演進的一種匆遽的重演,而五四運動的精神事實上已漸就結束。對於五四精神,李長之嘆息「沒有發揮深厚的情感」,「在精神上太貧瘠」[6]。李長之是以相當高的水平,衡量五四運動的精神意義。

五四運動是以青年為主體的新文化運動,當中的核心人物都相當年輕。白話文的推廣與個性思想的解放,是五四運動的堂皇業績,但從一些白話文學作品,又看到青年人的苦悶。

郁達夫短篇小說集《沉淪》

郁達夫短篇小說集《沉淪》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家,1921年郁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在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同年寫成短篇小說〈沉淪〉並出版短篇小說集《沉淪》,小說的主角有憂鬱症,既有性的苦悶,又有中國人的自卑和羞恥感。小說多少反映出五四一代青年消極的一面。

    到了1925年,魯迅寫成短篇小說〈孤獨者〉,後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彷徨》,小說中以第一身的我,看主角魏連殳的徨惑人生,「以送殮始,以送殮終」,〈孤獨者〉中,魯迅也回應了郁達夫〈沉淪〉,魯迅寫道:「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來客,大抵是讀過《沉淪》的罷,時常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餘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著眉頭吸煙。」[7]

當然,對於五四青年的醒覺與苦悶,刻劃得尤其細膩的小說,當數巴金的《家》,小說在1931連載,1933出版,一紙風行。《家》中的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大哥覺新是逆來順受的不幸者,先後失去了梅表妹和妻子瑞珏。在新舊勢力的刀來劍往中,覺新抱著拉扯的矛盾心理。

如今看來,不少香港人對於五四的想像和印象,是來自粵語片的影像,五十年代中聯的創業作,正是《家》,由吳回導演,吳楚帆、張瑛、張活游主演,飾演高家三兄弟。當然粵語片電影人,對於巴金原著小說的政治議論,是完全稀釋了。

巴金作品《家》

巴金作品《家》

 

青年的導師胡適

 

    巴金的《家》刻劃出五四青年對自由戀愛的追求。《新青年》的易卜生(Henrik Ibsen)專號在當時影響深遠,在《家》中,巴金就有這樣的刻劃:

「燈光突然大亮了,書桌上《新青年》三個大字映入她的眼裡。她隨手把這本雜誌翻了幾頁,無意間看見了下面的幾句話:『……我想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所說的。……一切的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原來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劇本《娜拉》。 

這幾句話對她簡直成了一個啟示,眼前頓時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並沒有絕望,能不能成功還是要靠她自己努力。總之希望還是有的,希望在自己,並不在別人。」[8]

《新青年》四卷六號的「易卜生號」

《新青年》四卷六號的「易卜生號」

在《新青年》四卷六號的「易卜生號」,有,還易卜生戲劇的中譯,包括了羅家倫和胡適合譯的《娜拉》(A Doll's House,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譯的《國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即《人民公敵》)和章士釗妻子吳弱男翻譯的《小愛友夫》(Little Eyolf),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傳》。

「易卜生號」的重頭文章,是胡適發表〈易卜生主義〉,胡適引入的易卜生主義,包括寫實主義,面對家庭、法律、宗教、道德的勢力,重點在於個人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救出自己,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並負起責任。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說:「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曉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9]

    易卜生主義的引入,自由戀愛的觀念,不服從的選擇,以至於個人的自主自由意識,正是透過外國文學和哲學的引入,帶來思想的劇烈震盪,而其中,青年的導師胡適,在五四運動時期的影響力已是無以復加。

胡適

胡適

胡適留學美國,在美期間,寫了〈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在1917年回國並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委會,他在《新青年》四卷四號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說文學革命,目的是要創造中國國語的文學。有國語的文學,才有文學的國語;有文學的國語,才有真正和標準的國語。換言之,國語的地位,需要文學來支撐,國語的生命和價值,借文學才可以成立和發展。[10]

1919年,五四運動當日,胡適身在上海,同年他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七月在《每週評論》31期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來藍知非和李大釗的回應,是為問題與主義論戰開始。

胡適一文直指「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11]至於已經左傾的李大釗,就擁護布爾扎維克主義的觀念。胡適另有〈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兩文,總括出「歷史的態度」立場。同年刊於《新青年》的〈新思潮的意義〉,就以評判的態度的出發,以研究問題和輸入學理為新思潮的手段,又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整理國故,最終以再造文明為目的。

再造文明孰對孰錯,難以分辨,但從內外改造中國,已是二十世紀的時代命題。五四百年,我們沒有時間寶石令時光倒流,而我們可以從前人的經驗中,找尋未來的更好的出路。

 

鄭政恆2019.JPG

作者簡介:鄭政恆,影評人、書評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詩集《記憶前書》及《記憶後書》,合著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人合集》,主編有《沉默的回聲》、《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及《香港粵語頂硬上》等。2013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註釋:

[1]隻眼(陳獨秀):〈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每週評論》第14期,1919年3月23日,第2版。

[2]毅(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每週評論》第23期,1919年5月26日,第1版。

[3]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創刊號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頁1—6。

[4]李大釗:〈新的!舊的!〉,《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15日,頁446—449。

[5]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頁10—11。

[6]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李長之文集》第1卷,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8—26。

[7]魯迅:〈孤獨者〉,《彷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頁120。

[8]巴金:《家》,香港:天地圖書,1994年,頁28。

[9]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頁502。

[10]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頁289。

[11]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期,1919年7月2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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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識分子來說,五四是中國進入現代與啟蒙(enlightenment)[1]的重要導口,可惜民主和科學只在理論的層面而不在體制的層次,全面推翻傳統文化之餘,尚未能提出完整理論系統支撐。

本文分析香港五四白話文運動,指出《小說星期刊》作為新舊文化交替下的具影響力的媒體,見證著香港白話文主張與胡適派白話文運動的八不主義有何重大差異,分析香港在五四前後的夾文言夾白話的本土語言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