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鹿鼎記》看金庸的中國情思

《鹿鼎記》打破了傳統對武俠小說的定義的構想,試圖將武俠世界帶到現實世界,將天馬行空的幻想帶回到現實生活,這些都可以看出金庸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良。

 《鹿鼎記》

《鹿鼎記》

文/張世文

自從倪匡在1980年代發表《我看金庸小說》,帶動「金學」研究熱潮,學界研究金庸武俠小說的論著成果豐碩。然而,從教育的角度研究「金學」,我想到一個問題:如何有效地教導學生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提高學生閲讀文學的興趣?我認為,教導學生從小說故事情節之外,以文化解讀的方法理解作品,有助解答上述的問題。金庸原名「查良鏞」,以筆名寫成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後,正式投入武俠小說的創作世界。封筆之作《鹿鼎記》是金庸的頂峰之作,是他歷經數十年創作後的總結,包含家國、俠義、中國文化乃至小說創作的體會。金庸對中國文化深厚的感情,往往透過武俠小說作為載體加以表現,我將之理解為「中國情思」。「中國情思」是指對中國的家國民族、傳統文化、社會民生和人文精神的統合名詞,流露出既接受又帶有批判的複雜感情,實際上源自強烈的中國認同感。假如我們從「中國情思」的角度切入,以文化解讀的方法教導學生閲讀《鹿鼎記》,有助提高學生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首先,《鹿鼎記》體會和反思家國民族,深刻反思「正統」政權定義,以批判精神建立文化的認同感,並非盲目認同中國文化。《鹿鼎記》中體現的正統觀,是通過韋小寶對清初學者顧炎武提出,指岀如果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統一政權,應取的價值標準是人民的生活狀況和人民對政權的態度,而不是皇帝的民族成分。康熙勵精圖治,勤政愛民,比明朝的漢人皇帝賢明,使顧炎武等清初儒都無法辯駁。《鹿鼎記》以喜劇的形式嘲諷漢族中心主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由此帶出了對所謂「正統」的新的定義及觀點。《鹿鼎記》了透過塑造明君康熙以帶出對「正統」的反思外,亦從江湖的角度帶出了傳統漢族對「正統」所存在的缺憾。反清復明的群雄,為了「到底正統在隆武,還是在永歷」而拼命撕殺,大內哄裡有小內哄,擁挂派內部又為鄭成功孫子間的爭位而水火不容,天下第一英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因此死於非命,這一切皆是執著於正統的愚昧。假如學生以文化解讀的方法,理解金庸對「正統」政權定義的深刻反思,有助訓練他們的批判思考,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其次,《鹿鼎記》打破了傳統對武俠小說的定義的構想,試圖將武俠世界帶到現實世界,將天馬行空的幻想帶回到現實生活,這些都可以看出金庸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良。《鹿鼎記》的俠義角色已不再是傳統純正義或被理想化的形象,並回歸現實,通過韋小寶身上一些變異了的俠義傳統文化,為我們塑造出他要解構的武俠世界,從而離開抽象的世界,回歸現實世界。正正是回歸到現實世界,韋小寶在行俠仗義的過程中,卻又往往會在忠義與不忠不義的大是大非之間搖擺不定,俠義經過不少考驗,更能令讀者認同俠義精神。假如學生以文化解讀的方法,理解金庸打破了傳統對武俠小說的定義的構想,有助他們以同樣方法反思其他中國文化精神,如何在現實世界實踐。

 

最後,金庸亦透過《鹿鼎記》的主角韋小寶,將兩千多年中國特色的皇權專制,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各種規範與塑造呈現出來,並在主人公的身上發揮「情」與「義」的傳統文化精神。小說雖寫韋小寶油腔滑調,「但生性極愛朋友,和人結交倒是一番真心」。例如韋小寶處「情」與「義」兩難的局面時,為使天地會群雄免遭滅頂之災,放棄了功名富貴,斷絕與康熙的交情,使「情」與「義」得以保存。《鹿鼎記》借韋小寶與康熙和江湖英雄豪傑的相知、相交以至相惜,突顯中華文化中最為珍重的「情」與「義」精神。

 

總括而言,《鹿鼎記》體會和反思家國民族,打破了傳統對武俠小說的定義的構想,突顯「情」與「義」精神,這是《鹿鼎記》的故事情節之外的文化解讀,以這種方法教導學生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有助提高學生閲讀文學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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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文學愛好者,現職中學中文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