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慶雲與《新兒童》雜誌

她在《新兒童》發表「海外歸鴻」系列散文,一方面與讀者保持交流,另一方面介紹外國風物,開闊兒童的眼界,她相信:「教孩子好像治國。閉塞的國家使國民愚昧,心胸狹隘,鼠目寸光,自閉和退步。開放的國家使人民開明,胸懷浩蕩,視野廣闊,勇敢和進取。這確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事。」

 1949年《新兒童》封面

1949年《新兒童》封面

文/梁科慶

 

        黃慶雲(1920-2018)出生於廣州,六歲隨父母往香港定居,十一歲返回廣州升讀初中,十二歲跳級念高中,十五歲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38年廣州淪陷,嶺南大學南遷香港,借用香港大學上課。黃慶雲回到香港在嶺南大學借讀,翌年畢業,次年進入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供讀碩士課程,研究兒童文學。1941年,接受論文指導老師曾昭森(1900 –1970?)邀請,主編《新兒童》雜誌。

 

        黃慶雲從沒編輯經驗,一旦面對眾多編務,頓感茫無頭緒。她的性格擇善固執,一來受人所託,終人之事[1  ];二來她認定出版《新兒童》是服務孩子的重要使命,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絕不輕易放棄。當時,港島摩羅街的攤檔有許多外國舊雜誌出售,其中不乏兒童雜誌,都是「收賣佬」輾轉從居港的外國人家庭收購得來。她便跑到摩羅街,從地攤選購合適的外國兒童雜誌,邊讀邊學,依樣畫葫蘆的籌辦《新兒童》。

 黃慶雲少女時代

黃慶雲少女時代

雖是借鑑外國雜誌,黃慶雲並不盲從;雖是摸著石頭過河,黃慶雲樂於開創新路。《新兒童》從第一天開始,已有四個清晰的宗旨:

 

1.     雜誌以半月刊出版,不讓兒童讀者久候。

2.     雜誌是屬於兒童的,每個讀者享有民主參與的機會。

3.     雜誌具啟發性,追求創意,不存在我講你聽的灌輸式教育。

4.     不要孩子們靜靜坐著閱讀雜誌,還要他們動手去做,從實踐中學習。

 

黃慶雲相應地設計一些別具心思的欄目,有靜的有動的,有讀的有玩的,有啟發思考的,也有吸收知識的,另外,她特別著重翻譯,目的是要拓闊兒童的眼界,多了解外國事物。當然,最具特色的,莫過於著名的「雲姊姊信箱」。黃慶雲記得,那個信箱園地「不但孩子愛看,大人也愛看,每天我們都收到幾十封的來信」,透過與小讀者通信交流,她得到一個啟發:「孩子雖然幼小,但是可以讓他們瞭解一些社會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社會上的小細胞,從小瞭解社會、關心社會,就可以從小奠定了改造社會的決心。」[2]

 新兒童中的遊戲

新兒童中的遊戲

黃慶雲最初只是「義工」。她是研究生,按月支取二十八元工資,每天抽兩小時替教授搜集資料、整理教材、批改習作,其餘時間全心全意編寫《新兒童》。籌劃了兩個多月後,《新兒童》第1期在1941年6月1日正式出版。

 

《新兒童》出版初期欠缺作者,黃慶雲一人化作多人,用不同的筆名撰稿,一本四十八頁三十二開度的雜誌,一半以上的篇幅出自她的手筆,以極有限的資源,憑著無限的創意、熱情和拼勁,《新兒童》一期接一期的出版至第13期,因香港淪陷而暫時停刊。至1942年10月1日,《新兒童》第14期在桂林復刊。

 

在桂林,黃慶雲每天都在空襲威脅下過活,但她首先記掛的仍是《新兒童》:「桂林也不時有空襲,兩星期前還在市區投彈呢,真可恨極了。每到警報時,這裏的人有許多帶著什物包袱到防空洞去。但我什麼也不帶,只把新兒童的稿帶去就是了。」[2]

 

戰時物資匱乏,紙張難求,黃慶雲經常為《新兒童》的印刷紙張到處張羅,即使找到紙張,還得親自一張一張的檢查有沒有穿洞。另外,為免遭空襲,印刷廠遷進深山。每次辦理印務,黃慶雲總披上頭巾,冒著風沙,跑十幾公里山路。

 

《新兒童》於桂林復刊,正值中國民族存亡處於水深火熱,除一貫的啟發兒童心智、鼓勵閱讀與寫作外,在艱苦歲月裡,《新兒童》還肩負起一項特別的民族責任:振奮士氣,激勵民心,安慰那些因戰爭而家破人亡的兒童。

 《新兒童》書影

《新兒童》書影

 

黃慶雲在桂林《新兒童》發表了兩個「抗日劇本」和一系列「抗日童話」。劇本《中國小主人》與《國慶日》曾在桂林、梧州、柳州、紹關、桂平、衡陽等地公演達八十多場。她的「抗日創作」,並非口號式、宣傳式的作品,亦非鼓吹以暴易暴、血債血償。國難當前,抵禦外侮,固然同仇敵愾,但她著重作品的文藝性,尤其「抗日童話」,故事紮實,內容具深度,以老百姓的生活小片段,反映大時代的哀歌,直陳戰爭的可怕,流露反戰的思想,渴望永久和平。

 

戰後,《新兒童》曾在廣州復刊第56和57兩期,因刊登以「解放區」作背景的童話和文章,觸動國民黨政府的神經,遭到查禁。

 

1946年1月1日《新兒童》第58期在香港復刊。雜誌的發展漸上軌道,曾昭森於跑馬地電車總站附近的黃泥涌道17號開設門市部。廣州、上海、馬來西亞均有經銷處。再度在香港出版的《新兒童》,編輯方針比以前更加貼近社會,縱然是「小貓小狗」的童話,內容多關注民生疾苦,針砭時弊。

 黃慶雲少女時代

黃慶雲少女時代

 

    1947年黃慶雲獲「美國助華協會」資助,赴美深造,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修讀教育碩士。遊學期間,她在《新兒童》發表「海外歸鴻」系列散文,一方面與讀者保持交流,另一方面介紹外國風物,開闊兒童的眼界,她相信:「教孩子好像治國。閉塞的國家使國民愚昧,心胸狹隘,鼠目寸光,自閉和退步。開放的國家使人民開明,胸懷浩蕩,視野廣闊,勇敢和進取。這確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事。」[3]

 

        翌年,黃慶雲返港,所乘的郵輪途經星加坡,泊岸半天。星加坡養正學校派人登船邀請黃慶雲到校演講,與全體師生九百多人見面,在當地轟動一時。[5]

 

1948年11月27日,曾昭森作發起人,為雲姊姊在香港中華循道公會舉辦歡迎會。赴會的,除家長外,光是小朋友已有五百多人,坐滿整個禮堂,座椅不敷應用,需三人坐兩凳,有洋行贊助四百八十瓶可口可樂,全數報銷。「歡迎雲姊姊歸國大會」是《新兒童》歷史裡最重要的讀者活動,標誌著香港《新兒童》的全盛期。然而,那次聚會不僅是空前,還是絕後。不足一年,香港《新兒童》宣告停刊,再沒機會復刊,也再沒機會舉辦同樣規模的讀者聚會。

 《新兒童》書影

《新兒童》書影

 1949年,中國局勢漸趨緊張,香港立法局匆匆通過《社團條例》,三十八個團體被飭令解散,《新兒童》辦事處遭到警方搜查,黃慶雲覺得香港不宜久留,決定出版至第151期,把雜誌遷至國內,與中國政府的出版總署合作,公助私辦,《新兒童》的名稱和編輯依舊,由廣西省文教廳負責出版。於是,香港《新兒童》在1949年11月16日正式劃上句號。

 

總括而言,1940年代,中國處於內外交侵,社會動盪,百業蕭條,兒童和青少年不單面對失學,甚至經歷家破人亡的慘痛,成長路途充滿惶惑,前路一點都不好走。在這個時代出版,《新兒童》的貢獻份外明顯,雜誌給予兒童讀者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鼓勵他們奮發自強,追求理想,不懼困境,就像《新兒童》的創刊、停刊、復刊、被禁,再復刊,永不輕言放棄。

 

 筆者2009年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任職時,曾為雲姨籌辦展覽。

筆者2009年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任職時,曾為雲姨籌辦展覽。


本文原刊《城市文藝》,蒙作者授權上載。分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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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梁科慶,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現職圖書館館長。公餘寫作,小說《Q版特工》系列作品,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北京全國偵探小說大賽最佳懸疑獎。另有學術著作《大時代裡的小雜誌:新兒童半月刊(1941-1949)研究》、《低調的吶喊:突破雜誌研究1974-1999》。


       

[1] 典出《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 《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說來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托終人之事。  」(本註為小編所加,以示對作者尊重。)

[2]彥華:〈黃慶雲談兒童文學創作〉,收錄在周蜜蜜編:《黃慶雲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0),頁60。

[3]黃慶雲編著:《雲姊姊信箱(三)》(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1948),頁12。

[4]朱榮燊:〈雲姐姐:多謝孩子們救了我!〉《羊城晚報》(2008年4月5日),要聞版。

[5] 鄺志義:〈歡迎雲姊姊歸國〉《新兒童》,第128期(1948年12月1日),頁128。